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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巷”位于六朝古都南京市区西北侧的第七区、是一条百来米长的小巷。小巷两侧遍布挨墙连壁的民居，清一色的砖瓦平房，比较考究的人家以白色或浅红色方形石条做门框，装上黑色或者紫色的木门，外形看去与上海滩的石库门建筑无异，但严格说来，并不能算作石库门建筑，因为其内部并无沪上石库门建筑两侧的厢房以及前后客堂，而是根据占地而积随意构建，房屋间数有多有少、用途也没什么讲究。比如本案发生地荔枝巷19号.外表看去也是石库门，但內部结构却杂乱无章:前后各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天井，房屋共有四间，前面两间是客堂和厨房，后面两间则是卧室和书房。

　　说是19号，其实，19号只存在于户籍记录中，如果您来到这条小巷，会发现这是小巷中唯一没有门牌的民居，在原先钉门牌的地方，代之以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铭牌:合肥何氏寓所。这块铭牌比原先的门牌醒目，使每天来送报纸、信件等的邮差不必查看门牌号码就会条件反射似的在何氏寓所门前刹车，同样也使一些没来过此地的主顾不用打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目的地。主顾怎么会到私人住所来呢?这是因为该寓所的主人何鑫三所从事的营生是鉴定古玩，偶尔也收购或者出售真真假假的古董，另外，他本人擅长金石字画，这也是他的一个有偿服务项目。

　　在邻居眼里，这位年近六旬的小个子老头儿性格似乎有些乖僻:平时进出巷子，一向是仰面朝天，跟谁都不搭腔。他从事的职业是比较能挣钱的，再说是单身汉，那平时就善待自己好吃好喝过得滋润一-些吧?可是，这小老头儿连个钟点工也舍不得雇佣，什么事儿都是亲力亲为，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服。出门也很少雇车代步，都是拎着一根古色古香估计也是古董的手杖步行。一年到头穿的都是灰布长衫、棉袍，什么印度绸、香云纺、丝棉、皮袄，跟他一概绝缘;鞋帽也是这样，不过是因季节变换的单鞋棉鞋或单帽棉帽之分，至于质地，那一概不讲究。

　　不过，让街坊邻居交口称赞的是，何先生对自己吝啬，对别人却很大方，凡是街坊遇到经济困难向他告贷，向来有求必应。以大洋计算，五元以下一概不打回票，开口求助，闭口可得。借了以后没有还贷期限，随便几时归还，而且不收利息，也不收任何谢礼。也有借了以后还不出或者不打算还的，何先生也不计较，下次若是再厚着脸皮开口，照样爽快掏口袋，从来不提旧账，就像忘记了一样。小巷有时遇到公益需要，比如修路掏井捅阴沟，旧政府的工务部门当然是不问不管的，其他巷子采取的都是居民公摊的方式，由于各户具体情况不同，每每都会发生口舌之争，闹得邻居不和，形同冤家。荔枝巷则不存在这个问题，遇到此类事情，甲长保长只消去拜访一下何先生，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大伙儿觉得这位何先生虽然古怪，但他的存在对于一众街坊来说，却算得上一种小小的福分。

　　谁想到，就在南京解放后的第五天-1949年4月28日，街坊邻居的这份福分却到此止了。这天早上七点多钟，尚未挂牌的南京市公安局第七分局留用警察缪初冬骑自行车上班经过荔枝巷口的时候，被正好从该巷出来的黄老头儿在路口拦下。尽管是留用警察，但缪初冬与一般的旧警察不同，在南京解放前，他地下党发展为警察系统中的进步组织“警委会”的成员，在南京解放前夕为地下党做过一些工作，相当于起义人员。南京解放后，军代表考虑到他是刑警出身，还当过治安大队警长，就把他调至七分局担任联络员，负责与下辖各派出所联系以了解解放伊始旧警察中的各类情况。现在，老缪被黄老头儿拦住，说巷子里有情况，请他去瞅瞅。他初以为是邻里纠纷什么的，哪知一听之下，对方说出的情况似是有点儿不妙。黄老头儿反映的情况与该巷19号住户何鑫三有关-----

　　自4月23日傍晚有人看见何鑫三在巷子里露了一面，接下来一连五天他一直不曾出现过。这是打自何先生搬来居住后从未有过的现象。在黄老头儿印象中，何先生就没出过远门，也从不在外留宿，每天都待在自己家里，即便白天出去办事，晚上也必定要回来的。因此，他的不露面引起了一干邻里的议论。其时南京刚刚解放，往外逃的人不少，有的甚至是全家消失，不知去向，这当然都是那些心里有鬼的主儿。可是，街坊们都认为何先生是好人，他不该害怕啊!况且，在4月23日下午五六点钟前后，不止一个邻居看见何先生从外面回来，还在巷子口驻步跟住在8号的李先生聊了几句，说城里的国军已经撤退了，估计今晚就要开进来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何鑫三。

　　如果光是这种情形，邻居倒还不至于急着向派出所报告，问题是今天早晨与何先生寓所相邻的17号、21号两家住户不约而同都说隐隐闻到了一股时有时无的异味，这就不得不怀疑单身居住的何鑫三可能并没有离开南京，而是在其寓所发生了不测。黄老头儿是银行退休职员，其父生前曾是南京这边江宁县衙门的捕快，参加过不少刑事案件的侦查，在世时没少跟儿子讲述其侦破的那些形形的刑案。黄老头儿在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成了一个侦探迷，《福尔摩斯探案集》、《霍桑探案集》等中外侦探小说名著，他都能如数家珍。

　　今天听邻居们说起何先生的情况，黄老头儿不由自主就联想到小说中的情节，会不会何鑫三被人杀害了?抑或是他杀了什么人，把尸体留在家里自己跑了?这几天天气暖和，邻居们说的异味，是不是尸体腐烂了?缪初冬听黄老头儿这么一说，不由一个激灵。他跟何鑫三打过交道。1946年他担任首都警察厅治安大队警长的时候，破获了一起案件，涉案物品中有两件价值不明的古量，那就只有请人鉴定。老缪做事向小心翼翼， 不敢去找古玩店铺-----所有古玩店铺对警察都是战战兢兢，担心警方来鉴定古董。不管是真品还是赝品，一律不肯收费。而按当时的司法鉴定规矩来说，不收费的鉴定不能作为正式证据送交法庭。无奈，缪初冬经人介绍，来的荔枝巷请何鑫三鉴定。

　　在缪初冬的印象中，何鑫三是一个学养不浅的好好先生，这种人不大可能提刀子杀人。但黄老头儿所说的情形，听上去又确实像是出了事，那就剩下另一种可能，即何鑫三被害了。自4月23日以来，南京城内外的抢劫案件比较多，这几天几乎每个分局、派出所都接到报案，市局更是日夜有群众登门求告破案。也许歹徒知道何鑫三单身而且有钱，利用南京初解放社会治安混乱的时机，潜人何宅实施抢劫，作案过程中杀害了何鑫三。这样想着，缪初冬就决定去巷子里看看。

　　19号何宅门前已经聚集了许多群众，都说里面有臭味儿。老缪过去时，甲长郭宝印已经扛来梯子，正往墙上架。老缪踩着梯子上去，往天井里在看，阵比在门前平地上更加浓重的臭味儿扑鼻而来。这时，太阳已经升得有点儿高了，照到了天井里面内宅大门的上半部，只见成群的苍蝇飞扑门缝。缪初冬于是断定屋里出了问题，多半是人命案件，被害人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接下来他的举动使一干围观群众感觉不可思议，他竟然下了梯子，掏出工作手册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两行字，折起来递给郭甲长，吩咐他立刻送往派出所。

　　不一会儿，派出所军代表杨保民就带着数名警察赶来了，说已经给分局打了电话，分局刑警很快就到。缪初冬刚把一应情况跟杨保民说完，分局军代表朱俊康就率领刑警来到现场，不久，市局派出的法医也抵达了。刑警攀墙进入天井，打开头道大门，正宅门竟然没锁，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呈现在刑警面前的，是业已干凝的血渍中何鑫三腐烂的尸体，那股异味实在是太厉害，逼退了因当时条件所限连口罩也没配备的刑警，甚至有口罩的法医也没法儿立即进人现场，只好打开门窗通风，又过了十来分钟才开始勘查。

　　现场客堂正中的那张八仙桌上放着酒菜;瓶已经喝去三分之二的“柏家烧锅”，那是当时南京市面上颇受顾客欢迎的白酒，从封住瓶口的火漆判断，这瓶酒是何氏吃这最后一餐时新打开的;下酒菜是三个打开的干荷叶包，里面的牛肉、熏鱼、卤豆干此刻早已变质。使刑警感到不解的是，这张八仙桌上还放着一把双刃匕首，刀身前部寸余位置有干涸的血迹，匕首旁边的桌面上有一道同样沾着血迹的刀痕;桌前那把可能是随着死者倒下时一起翻倒的椅子上也有两道同样沾着血迹的刀痕。

　　尸体上有三处伤口，左右脚背正中对称位置各一处，另一处是左手手背正中部位，均系尖刀留下的贯通伤，伤口与现场遗留的那把双刃匕首相符。从现场桌椅表面的刀痕判断，凶手先是把何鑫三的左脚放到椅子上，在脚背上扎了一刀;然后换右脚，如法炮制;最后又把他的左手放到桌面上，用尖刀在手背上扎了一个贯通伤。这三刀扎得都很用力，可以说每一刀都是“钉”在桌椅上的。可奇怪的是，现场却没发现搏斗的痕迹，在死者四肢和身体的其他位置也没有发现挣扎的迹象，就像是他自已乖乖地任凶手摆布一般。

　　再说死因。如果仅仅是这三处贯通伤，通常说来是不至于造成死亡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何鑫三受伤后竟然没有包扎，从现场遗留的血迹看，他本人也没有离开那张八仙桌，竟然仍旧坐在原处，甚至还照样拿起酒杯喝酒，并且用带着贯通伤的左手(他是左撇子)拿起筷子夹菜吃。他在受伤前就已经喝了半斤白酒，受伤后又喝酒，血液流动相应增速，何的血小板可能比较低，于是因失血过多昏迷。何鑫三生前可能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受到如此残酷的伤害，自然对心脏形成极为强烈的刺激，在昏迷中心跳停止。至于死亡时间，结合街坊邻居的反映以及桌上剩菜的商败程度，估计应该是4月23日上半夜。

　　稍后法医对何鑫 三的尸体进行解剖后得出的结论，与之前的判断相符。刑警对何氏寓所进行了全面勘查，在客堂提取到除死者本人之外的另外三个人的脚印和指纹，初步推测均系男性。死者生前佩藏的戒指、手表、随身的钱包均被案犯掠走，寓所书房和卧室的上百件真真假假的古玩字画没有被翻动过，但从现场遗留的印有银行名称的取款纸袋以及被打开的几个精美空盒判断，主人从银行提取的美钞(当时流通的金圈券疯狂贬值，取款得用洋面袋盛装，故判断应是美钞。后向银行调查得到证实)和收藏的金银器办被劫走。由此，刑警认为这可能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当天中午，专案组长召集缪初冬、许斯新、张鼎、花友仁四刑警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一开始就是分析案犯作案的动机。一番讨论下来，众人的观点是，若从现场被抢劫的财物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入室抢劫案。但是，刑警们听多看多，也都亲历过抢劫案的侦查，抢劫中伤人甚至杀人的案情都遇到过，独独没听说过用这等残忍的三刀六洞的手段对待苦主的。更令人不解的是，被害人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害竟然没有反抗，甚至不曾有任何挣扎，就像是心甘情愿似的。面对此情此状，众刑警无不感到案情扑朔迷离，认为抢劫作案的背后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什么因素呢?那就需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了。

　　杨保民向朱俊康介绍说，老汪是南京沦陷的次年7月从日伪“维新政府”(任伪政府的前身之一)辖下的首都警察厅刑警大队调到派出所的，他与当时的伪所长徐胜生曾是同僚，故徐对他很是客气，让他自己挑选一个岗位。汪纵有亲戚住在荔枝巷，就选择了担任该管段的户政警员，这么多年下来，对这个巷子的情况非常熟悉。朱俊康于是先问老汪，何鑫三是怎么住进荔枝巷的。老汪说，荔枝巷19号原业主是五金店老板梁安一，1937年12月南京沧陷，梁老板死于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一年后，在海外的梁氏之子返回南京，得知全家均被日寇杀害，吓得当天即去了上海，把荔枝巷19号的房产委托亲戚代为出售，此后他再没回过南京。

　　1940年1月中旬，何鑫三入住19号，然后去派出所向老汪申报户口并申领良民证。当时的户口管理比较松，加之大屠杀后南京人口骤降，日寇为掩益罪行，急于增加“维新政府首都” 的常住居民，取消了原政权户口管理条例中必须在南京住满定时间且有两户以上商铺担保方能落户的规定，改成凡来自“维新政府”治辖范围(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占区和上海特别市)内的城市并持有当地“维新政府”证明的人员，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有固定居住地址，一律允许落户南京。

　　朱俊康不解，如果是这样的话，印花税票的总金额不是就不够了吗?税务官说，这在当时不算什么，印花税票是按不同的金额整本一起发的，经办人用完一本后向主任领新的时。只要交出与整本税票金额相符的现钞就是了。后来发现这里面容易破钻空子，这才重印了带有副联存根的税票，每贴一张税票， 必须撕下副联存根贴在专用纸页上，并在上面盖上日截章，当天下班前还要由组长盖上私章，一整本用完后向主任交纳税金领取新票时必纸附上副联存根。